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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城市的五大能力建设

发布时间:2019-01-31 来源:中国建设报 作者:汪礼俊 张宇  

当前的智慧城市发展,正处于从“技术创新牵引”到“制度创新牵引”的重要转折点。体制机制、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等制度领域的创新将成为现阶段引领新一轮智慧城市快速发展的突破口。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智慧城市建设是解决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抓手。历经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探寻出适合自己的路子,尤其是“智慧北京”建设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地区相比,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提升,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给出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技术创新效用递减,制度创新成新突破口

从创新角度来看,技术和制度是历史迭代向前的两个重要诱因,交替牵引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点从蒸汽机与美国泰勒思想、自动化与丰田管理思想、计算机与ERP(企业资源计划)及MES(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等方面已经得到印证。当前的智慧城市发展,正处于从“技术创新牵引”到“制度创新牵引”的重要转折点。

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效用递减已成定势,仅在推进更宽的网络、更大的数据库、更快的处理速度方面有所展现,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实质性效果提升尚未出现。而且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大规模商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尚无法预估其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影响。因此,体制机制、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等制度领域的创新将成为现阶段引领新一轮智慧城市快速发展的突破口。

传统路径弊端显现,数据驱动成主要途径

提高技术创新成效的主要路径就是尽可能加快技术的应用普及。映射到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加快各类设备、系统的部署,用硬件驱动智慧城市发展。这在“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初期成效显著,但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信息孤岛”等问题。

制度创新的主要路径是通过组织优化、流程再造,最终实现效率的大幅提升,其基础就是数据。围绕城市大数据的规划、采集、流通、分析、反馈、修订等全生命周期,用信息流优化来驱动各领域系统的建设完善,将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路径。

系统建设单一局限,整体建设攻坚城市难题

2008年,IBM将智慧城市定义为“系统的系统”。在技术思维指引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初期更强调的是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发展中单一或局部的问题。简而言之,城市作为复杂系统这一本质性问题,在智慧城市规划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进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在大数据条件下,我们需要回归城市本真,用城市学的视角推进整体性建设,用数据流串联各业务系统,进而实现“系统的系统”。

相比以往,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并不局限于以往的大系统、大工程,其内涵早已远超电子政务。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据的作用从量变到了质变。而政府作为城市数据的集大成者,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向城市安全、环境、信用、公共服务等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硬骨头”发起进攻,取得更大的成效。

“新型智慧城市”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战略重心,即构建一套适应城市特色、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二是新的思维理念,即通过规划数据流串联城市运行,解决整体问题;三是新的攻关方向,即以人为本,系统性解决城市复杂性问题。

互联互通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新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升级版,要想明晰其运行特征,不能将其与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割裂分析,这种城市运行的演化是种动态、连续的过程,是系统的演化。

在数字城市(城市信息化)阶段,主要推动的是政府部门内部的信息化和互联互通,把部门内部的管理平台、方式由传统模式转变为数字化模式,以提高政府管理规范和效率。在企业端,大型企业内部信息化普及并在其上运行业务,中小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若干业务的网上运行。从运行上看,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各社会单元,特别是各个政府部门,作为单独的信息化单元,基本实现了业务在独立信息系统之上运行的目标。

在智慧城市阶段,主要是推动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部门之间管理和服务的互联互通、城市管理对象的数字化和互联、企业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数字化和问题,而忽略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互联,从运行上看,其主要特征是: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在信息系统之上,其部门之间的管理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协同化以及 “一站式”,企业和其他社会服务整合特征明显、市民生活信息化推动生活方式改变明显,比如市民购物过程中的订单、支付、物流订单基本实现“一站式”。

而在新型智慧城市阶段,从互联互通、资源管理单元的角度来看,应该推动的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互联互通,这不仅仅局限在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分别作为整体运行在信息系统之上;从资源角度看,要把城市所有的管理和服务资源,不论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亦或是其他社会组织的,按照有利于市民生活、有利于城市管理、有利于提高城市资源利用率的思想,运用市场化、协同化原则,进行统一规划利用,提高城市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从服务的角度看,要打通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服务的大整合,真正实现城市服务的“一站式”、生活的智慧化。

新型智慧城市的运行特征在城市管理领域体现尤为明显:一是在理念上,从以城市管理者为中心的城市管理转变为市民参与共管为中心;二是在手段上,从以人为主的城市管理转变为以制度、技术、数据为主的城市管理;三是在方式上,从以事件驱动的城市管理转变为“事件+趋势”驱动的城市管理,即所谓“治未病”;四是在服务上,从政府内部服务“一站式”转变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服务的“一站式”。而上述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数据为核心的基础上。

五大能力构筑新型智慧城市基石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有新的特点,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智慧城市升级急需努力构筑“算、通、统、安、合”五大能力。

一是要构建最强计算城市“大脑”。智能化时代不仅需要计算机科学,更需要的是计算科学。未来一切皆数字化,计算科学会无处不在,它是支撑智能化时代的基础。在信息化建设初期,信息资源是战略资源。而随着信息爆炸,对于信息资源的处理能力(也即计算能力)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瓶颈,同时也是各方争抢的战略资源。应该清醒认识到,构建新型智慧城市,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数据驱动架构上的智慧城市建设就是空中楼阁。因此,新型智慧城市的大脑是具备超强计算能力的。具体而言,一是要提升计算效率,加快高性能计算机、面向云和大数据的网络计算机等高性能计算设备的部署应用;二是要让计算更经济,降低单位计算能力的能耗、成本,发展绿色计算;三是要让计算更加智能,大力发展认知计算、泛在计算、感知计算、可穿戴计算、边缘计算、安全计算等并推动其在城市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二是以分享促共享,提升数据互通。随着物联网、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的采集生产与使用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但是信息壁垒成为智慧城市如影随形的阴影。实际上,信息化基础越好的城市,信息壁垒的问题越是显著。因此,建立完善统一的数据中心,将政府各部门及社会的数据按照类别、密级等条件进行集中备份,通过分析加工整理,按需、主动共享给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以分享促共享,逐步消除信息壁垒。

三是以智慧公共平台提升系统化能力。“新型智慧城市”中智慧公共平台是将系统高效耦合的必备环节。城市有生活、生产、商业等若干个子系统,智慧城市就是“系统的系统”。把城市中的所有要素以及水、能源、交通、应急、建筑环境等独立系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连接起来,依托技术分析、分享、优化配置,实现高效协调、协作,进而获得对于城市更深刻的洞察能力,以提高城市的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这才是智能的体现,这才是新型智慧城市。智慧公共平台能够将城市各系统模块化,以高内聚、低耦合的方式统筹整合,在统一平台下提高城市运转效率。

四是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是体现城市本源的重要表现。新型智慧城市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数据安全风险。事物皆有两面性,大数据的好处是把超越统计之上的一种看似无序、巨量的规律呈现出来,但如果不能很好地依靠法律和制度、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那么大数据就是一场灾难。二、信息化设备、网络、芯片、操作系统的可控性风险。众所周知,我国以芯片、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传统信息产业是成长在他人的基础上,处处受制于人,因此,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时,自主式的研发应用是极为必要的。

五是共建共享式的合作体现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而城市作为最基本的单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城市发展的更高级阶段,在“一带一路”中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共谋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要按照各节点的定位和合作重点,加快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共绘“一带一路”智慧城市建设“新蓝图”。二要加快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智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方案、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加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资源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三要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智慧应用技术研发、智慧装备制造、光通信、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应用电子以及云计算产业、智慧旅游等智慧产业重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筑“一带一路”智慧产业发展新格局。四要在电子政务、公共安全、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环保、旅游等领域共促“一带一路”智慧城市应用与推广。五要推进智慧城市标准对接与互利合作,推进标准互认,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信息资源汇聚、共享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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